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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外來的知識結構與中國傳統文教形制共同構成了“現代文學教育”萌發的語境。特別是京師同文館的出現，在譯介和傳播外國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1895年的《馬關條約》給因興學而沾沾自喜的封建王朝澆了一盆冷水，這共計十九款的協議迅速引發了晚清各個階層前所未有的危機感，同時也為興學由實業技術到人文思想的過渡創造了良機。此時的清朝更加迫切地期望以西學補中之不足。梁啟超描述甲午喪師之后的舉國震驚，一部分士人開始宣揚維新思想，如“泰西之所以富強，不在炮械軍兵，而在窮理勸學”③。

       對西方世界來說，科學技術的發生離不開哲學、美學、文學、教育學的發展，特別是人文思想中蘊含著巨大的思想動能和創造力量。晚清希望單純依靠器物技術完成救國夢想，就像踉蹌學步的幼兒，是無法獨立行走。因此，在洋務運動、維新變法的影響下，教育領域的興學逐漸由電報、鐵路、郵政等知識，轉向了人文思想領域的律例、語言、教育等內容。雖然，人文知識和思想的轉向是封建集權統治的忌諱，但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興學實踐，教育領域內對新思想的傳播不可阻擋。

      晚清的知識分子依靠他們文人的身份承擔著引領學術研究的風潮；同時，他們士人身份關系著政治立場與學術話語的動向。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看，晚清興學既是教育內容的一次革新，也是思想觀念的一次變革。從情感角度看，19世紀末封建體制內存在著一部分學子，他們愿意接觸西方的文明、接受革新的觀念。并且能夠意識到學習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、教育制度、文學藝術能夠帶來“自強”的希望。然而，更多的國人則以“法祖”為口號，實質是擔心社會變革對自身利益的損害。